2025年3月，孫中山先生逝世百周年，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海內外中華兒女都以各種方式紀念，表達深切緬懷。中山先生革命奮鬥一生，完成「推翻封建、創立共和」的歷史壯舉，留下「統一中國、振興中華」的未遂宏願。中山先生在近代中國第一個吶喊「振興中華」，立足所處時代的國情、世情，結合自身革命實踐，為國家統一提出一系列思想主張並持續進行艱苦探索，值得當代中國所有國人深入研究，引為鏡鑒。

一、有的放矢，明確提出「打破軍閥」「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通過長期準備，經歷一系列武裝起義「屢敗屢戰」而「愈挫愈奮」，1911年10月驟然爆發於武昌，並迅速席捲全國，取得空前的歷史性勝利：推翻了統治中國268年的清王朝，結束了延續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打擊了侵掠中國成性的帝國主義勢力，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民族民主革命，衝破了禁錮中國思想解放的封建主義閘門，鋪墊了推動中國社會繼續發展的基礎。但與此同時，一方面辛亥革命中對於清廷的「各省獨立」，在合力推翻清王朝後卻又形成皖系、直系、奉系等軍事集團，各有外國勢力支持，各憑武力割據地方，致使民國政府流於虛名；另一方面，清王朝倒臺前被帝國主義列強逼迫簽訂的《馬關條約》《辛丑合約》等不平等條約已對中國分疆裂土，列強的租界、勢力範圍遍布中國沿海，中國的海關實由外國掌控，還有英國滲透西藏、沙俄染指外蒙、日本覬覦東北等等，致使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受到空前挑戰。

面對「趕走皇帝」而又軍閥割據、內憂外患的嚴峻現實，中山先生深刻指出，「我們中國是統一的，但是自辛亥革命以來，腐敗的官僚和軍閥，把一個國家弄到四分五裂」，我們的責任就是要「再造一個統一的共和國家」，而達此目的須打破「兩個東西」，即打破軍閥及其背後的帝國主義。

為何要打破這「兩個東西」？中山先生認為，中國在清末及辛亥革命後一直未能真正統一，禍根在擁兵自重、佔地為王的封建軍閥，在「援助軍閥」並「串通軍閥」作惡的帝國主義。這「兩個東西」相互勾結，致使武人稱雄、兵連禍結，整個中國四分五裂「迭起紛亂」；而「中國之政愈亂」，則帝國主義列強「對華實現其壓迫的野心之可能性愈多」，其單獨或共同迫使中國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甚至「對於中國提倡共管、瓜分等說」；「庚子議定書」就讓帝國主義用奪得的一大筆款額，「像用一把鐵鉗緊緊控制着我國的政治和經濟命脈」，使「我國人民爭取統一和自治的任何努力都歸於無效」；「中國財源現悉委於外人手中，年年損失不下五萬萬之巨，以此之故，中國復興事業終於無成，即受帝國主義之阻礙也」；因封建軍閥專制腐敗、帝國主義強權壓迫造成的「不平等條約」，對中國好比「賣身契」一樣，使得「現在中國已失去國際上的平等自由，已經不是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由此，中山先生指出，只有「打破軍閥」「打破援助軍閥的帝國」這「兩個東西」，「中國才可以和平統一，才可以長治久安」。

如何打破這「兩個東西」？中山先生提出，「在國內要努力做到不使政治的權能重落軍閥之手，而在國際上要極力抵抗帝國主義的跋扈」。具體說，包括要「徹底消滅造成國家一切混亂的主要根源——軍閥主義」，如「撤銷督軍的軍隊而代之以工兵」等；要「防止外國人在中國搗亂」，「不能再坐視外國僑民在中國領土內肆其跳樑跋扈」；根本的是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如外人租借地、領事裁判權、外人管理關稅權以及外人在中國境內行使一切政治的權力侵害中國主權者」，進而與有關國家「重訂雙方平等互尊主權之條約」。為此，中山先生在1924年11月二次北上議和、推動召開國民會議時，即鄭重宣示，第一目的「在欲廢除十三國對華之不等條約，使中華民國成真正大統一之國家，則治外法權及關稅各節問題均可一一解決」；其次「為貫徹廢督裁兵，及財政整理」。他還就此強調，「倘此志不達，即選予為總統或任何制度下之領袖，予決不就」。其言擲地有聲，立場堅定、旗幟鮮明。

中山先生愈到晚年愈益看清帝國主義扶持封建軍閥割據、扶持北洋軍閥政府，就是想破壞中國的統一，「想用中國人來瓜分中國」，因而運用勢在必然的歷史邏輯作出結論——「要以後真是和平統一，還是要軍閥絕種；要軍閥絕種，便要打破串通軍閥來作惡的帝國主義；要打破帝國主義，必須廢除中外一切不平等條約。」這樣，中山先生主張的「兩個打破」，內反封建軍閥割據、外反帝國主義壓迫，已將中國的國內統一與中國在國際上的獨立自主結合起來。

二、因情制宜，鄭重提出「向來主張和平統一」，必要時「勢不能不藉武力」

辛亥革命後出現南北對峙的複雜局面，孫中山先生突出表現為竭誠謀求和平統一，提出「謀國之道，苟非變出非常，萬不得已，不宜輕假兵戎，重為民困」，「今為救國危亡計，擬以和平之方法，圖統一之效果」，為此「文當誓竭綿薄，盡其所能及，必使和平期於實現」。基於「天下為公」的宗旨，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不久，中山先生為換取「民國統一，永無僭亂」，竟委曲求全讓位給袁世凱；當袁世凱與南方革命黨尖銳對立，帝國主義公開提出「南北分治」時，中山先生又接受袁的邀請上北京與袁「共商國是」（一月之內會晤13次），開啟南北和談；此後10多年，為推動討論和平統一問題，中山先生在各種場合多次表示「建議召開和平會議」、隨時「準備同接受我條件的任何領袖合作」、贊同召開「南北各方領袖平等聯席會議」等等。1924年10月23日，馮玉祥等人發動「北京政變」，推倒北京直系政府，發出「和平解決國是」通電，並請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計」。中山先生不顧個人安危，11月10日毅然決定抱病北上，並發表宣言，接受當時中國共產黨「以國民會議解決國是」的主張，正式提出「召集一國國民會議」以「謀國家之統一與重新建設」。北上途中和到京後，一再表示這次「單騎到北京」，即「以極誠懇的意思，去同全國人民謀和平統一」。此後4個月，中山先生遺囑還諄諄告誡「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其彌留之際仍在呼喚「和平、奮鬥、救中國」。

在這樣「盡心竭力以敦促和平統一之進行」的艱難過程中，中山先生並非完全反對使用武力。他1912年首次北上議和時，專門向參議院提交了為應變議和失敗而不得不作戰的方案；1924年二次北上議和前，已創辦黃埔軍校以期培養能承擔統一中國大任的軍事人才；1913年、1915年，先後針對袁世凱製造「宋教仁血案」、籌備「洪憲帝制」，發動「二次革命」、「護國運動」；1917年、1921年，更針對北洋政府破壞「中華民國臨時約法」，針對軍閥割據造成國家四分五裂，兩次發動「護法運動」；1921年還針對軍閥弄權「非法解散國會」的北京政府，在廣州推動成立中華民國正式政府，並作為非常大總統、以大元帥名義下令北伐，宣示「夫統一中國，非出兵北伐不為功」。

值得指出，中山先生關於實現國家統一「和」與「戰」的思想，是在其革命鬥爭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而「因情制宜」的。為推翻使中國「國不成國」的清朝封建帝制，中山先生主張武裝革命「恢復中華」，並直接、間接領導了多次武裝起義；待草創共和、建立民國後，為解決南北對峙的問題，又力倡以和平而非以武力實現統一。其所以如此，一是擔心統一「若恃武力，其流弊必致於專制」，二是認為「唯以民治為統一方法」，「武力不過輔助民治之不及」。但是，事實正如其自己所言，「文喜共和告成，戰爭可息，慨然辭總統職，以政權讓袁世凱，而自盡力於鐵路事業。不謂知人不明，民國遂此多事，帝制議起，輿論譁然；雖洪憲旋覆，而餘孽尚存。軍閥專擅，政治日窳，四分五裂，不可收拾。」為何會這樣？中山先生自我反省：「這個病根在於調和。調和的意思，本來是大公無私，求和平統一的。無奈一般腐敗的官僚和軍閥，發起反對共和。譬如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督軍團造反同割據的聯省自治，把一個國家弄到四分五裂，所以中國便不能統一。」於是，中山先生又曾想以廣東的軍事力量為基礎，先「統一西南」，再「統一中國」。經陳炯明叛變而撤退上海，1923年驅逐陳炯明再於廣州重建大元帥府，中山先生深感軍力的作用。其間得到中共和蘇俄的説明，中山先生認識到「俄國革命能以一百英里之地，應十八面之敵，三數年間，卒將內亂外患次第戡定者，因軍隊全屬黨人之故也。」由此，中山先生終於明確提出，要組建革命黨自己的軍隊，「吾黨宣傳功夫，此後應積極從軍隊着手，庶可以立統一之基礎」。1924年2月明確表示，「欲統一中國之現狀，勢不能不藉武力，武力乃我輩所熱心者也」。1924年11月13日，中山先生58歲生日的第二天啟程北上議和時，專門視察其手創的黃埔軍校，表示其所倡三民主義，能望實行的就在黃埔軍校的學生。次日又表示，為實現「本黨主義」，一方面「我們北上，在政治思想做功夫」，一方面「北伐當然積極進行，長驅直搗鄂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