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時空的不同作為聯繫起來看，為「破除障礙，促成統一，鞏固共和基礎」，中山先生既為採取和平的方式「竭志盡誠」——包括1912年「以政權讓袁世凱」謀「共和造成」、1924年「以放棄（南方）地盤」（北上）促「開國民會議」並「謀和平統一」，以及在這兩者之間還曾主張過的「以筆闡發共和真理，冀達民治之統一」 「用文治去感化各省」來「統一中國」 「期以四派（直系、奉系、皖系、西南護法諸省）相周旋」來「圖統一之效果」 「以裁兵為第一步」得「真正之和平統一」等；又能在必要時斷然訴諸武力——包括先後發動的1913年「二次革命」、1915年「護國運動」、1917年和1921年兩次「護法運動」，1922年北伐開始；還能致力文、武結合——提出「以輿論做後援，以武力做基礎」「以廣東為模範統一西南，以西南為模範統一中國」。如此種種，實際上已一定程度體現了在統一方式上和、戰兩手的有機結合。雖因歷史局限效果不彰，但屢敗仍屢戰、愈挫而愈奮，志存高遠，令人感佩。

三、與時俱進，逐步提出我們國民要「萬眾一心」「群策群力」

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迅猛衝垮封建專制大廈，隨即創立民主共和新政，直接起作用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通過革命黨人的長期工作，清朝體制內新軍成建制的反戈，包括各地武人在內的各階層人士於「反清」旗幟下的聯手。這樣，辛亥革命後民國建立的同時，又形成內有武人爭雄、外有列強覬覦的局面。民主共和新政之下，需要依靠什麼力量來化解南北對峙、實現國家統一？在嚴酷複雜的鬥爭實踐中，中山先生明確提出相應的主張，腳踏實地、與時俱進。

其一，中山先生堅定主張中國的統一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為此，他不僅嚴正抨擊帝國主義欲「限制共和政府於江南」的圖謀，斷然拒絕帝國主義以「把國家劃分為二」作為外交承認的條件，嚴正表示「不，那不行，我國人民的感情是一致的」；而且堅決反對在南北議和中假外人之手左右大局，反對由外國力量來做和談的仲裁與保證，反對把優待清室條件交給海牙國際公會存案，認為這是「不信國民」並「大傷國體」。由此，中山先生宣示，「一切關於內政的問題」，都「不要他人干預」，我們「中國人自己可以解決得了」。

其二，中山先生特別強調國人在國家的統一問題上要一致對外。他深刻指出，「外人斷不能瓜分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那就不可救了」，我們國民要「合為一氣，一致進行」，要「群策群力」以「杜外人之覬覦」。

其三，中山先生明確提出國內各方勢力都要從國家和全民族的利益出發，為國家統一共同努力。他切實告誡各政黨，為「共謀和平統一之實現」，唯「當以國家為前提，不應以黨見相傾軋」，並要在此基礎上「互相磨礪，交換意見」；他直接提出，「要想是和平統一，便應該萬眾一心」。

其四，中山先生非常看重全體國民的參與對達成國家統一目標的作用。尤其在逝世前4個月，1924年11月二次北上議和時，他還熱切表示，中國要和平統一，須「國民會議開得成」，而「要國民會議開得成，根本上還是要全體國民一致去力爭」。中山先生一直深信「若能得國民之援助，則中國之獨立、自由、統一諸目的必能依於奮鬥而完全達到」。

歷史表明，中山先生為謀求國家統一持續的艱苦探索，實際注重了因時、因地、因人、因事、因情制宜，不斷增進對統一依靠力量的認識——從僅靠國民黨自身作為，到促成多黨派合作，再到「聯共」北伐打破軍閥割據；從主要靠志士仁人、地方派系、會黨、洪門甚至各不同派系的軍閥，到「必恃」全國「貧乏之農夫、勞苦之工人」，再到聯合各民族力量「形成一個大力量」；從只有「革命黨的奮鬥」，到加入「革命軍的奮鬥」，再到宣稱由革命黨領導「使武力與國民相結合，統一大業方可告成」；從舊三民主義的「民族、民權、民生」，到新三大政策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再到「指導覺醒我國民與外國之國民聯合」，以促對華「具壓迫野心」的「歐美列強之反省」、促也曾「受外人不平等條約痛苦」的東亞日本能「己立立人、己達達人」，進而將中外「民主人士」都「算進去」，都「併合起來做功夫」；從「在國內為國家之統一盡力」，到「對外則期待着國家獨立的實現和全世界對於中華民國的國際平等的承認」；直到最終在《國事遺囑》中深切表示「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至此，中山先生明確認定中國統一的依靠力量，主體即為中國的「國民」，亦即中國各族、各界、各階層、各黨派反對分裂國家的廣大民眾，在此基礎上，「併合」相關正面的國際因素，實已將中國的統一與中國的民族興盛、國家富強，與區域乃至世界的和平，與全人類的發展進步，都聯繫起來了。由此可見，中山先生的國家統一思想，堅持了「統一是內政」的國家立場，同時具有「中國統一與人類進步密切相關」的世界胸懷。

孫中山不愧是偉大的民族英雄、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習近平總書記說得好：「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不僅在於他領導了辛亥革命，而且在於他為了實現革命理想，與時俱進完善自己的革命理念和鬥爭方略，毫不妥協同逆時代潮流而動的各種勢力進行鬥爭。他堅決反對軍閥割據，堅定維護民主共和制度和國家完整統一。」孫中山先生謀求國家統一的思想和實踐，囿於當時條件壯志未酬，然精神不朽、英靈永存，不僅在百多年前的清末民初，對推翻封建專制、打破軍閥和「帝國」，再創共和制下新的國家統一，具有重大歷史意義；而且在百多年後的當代中國，對中國主體早已統一、港澳回歸20多年，接續推進兩岸關係發展以實現中國完全統一，具有重大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