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應在香港特區成立之初就進行本地立法的基本法第23條，在回歸27年來，經歷了2003年的重大挫折，其後又持續成為香港政治爭拗的核心議題，成為歷任政府不敢觸碰的禁忌。然而，自今年1月底開始諮詢到「閃電」立法，短短不到兩個月的時間裏，這個長期被視為已打上「死結」的23條，立法過程竟如摧枯拉朽一般暢通無阻，不僅社會上未掀起太大波瀾，其熱議程度甚至不如垃圾徵費。到底是什麼扭轉了整個局面？這個困擾了香港27年的「死結」究竟是如何解開的？

「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建立聯繫。」這全文只有百來字的23條其實並不複雜，其核心就是針對搞顛覆、叛國的亂港分子，跟普通市民扯不上半點關係，但被反對派妖魔化之後，就是另一個概念。

特區政府於2003年第一次準備立法時並沒有足夠的政治敏感，以為在立法會摸底的時候得到了足夠的支持票，就能穩操勝券。結果反對派利用普通民眾對國安意識的薄弱和對23條的陌生，硬生生將23條抹黑成「惡法」，仿佛一旦立法香港就會失去民主自由，更煽動、聚集了大批反對派支持者上街遊行，連時任行政會議成員、自由黨主席的田北俊也受到蠱惑，以商界擔心立法爭議引來政治動蕩為由突然倒戈。這一記回馬槍令特區政府措手不及，結果23條立法擱置，負責的官員葉劉淑儀辭職下台。與此同時，建制派在2003年區議會選舉和2004年立法會選舉中獲得的議席大不如前。沒過兩年，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未滿任期的情況下，便以身體健康為由卸任。

此後，香港社會可謂聞23條色變。「是否會進行23條立法」成了歷任特首的必答題，每任特首幾乎都以「時機未到」或「未有合適的社會氛圍」為由，不願在此問題上糾纏。而建制派中人稍敢提及，亦會被標籤為「激進建制派」。眼見建制陣營對此諱莫如深，反對派自然窮追不捨，每逢選舉逼問對手是否支持23條立法，後來甚至將所謂的「雙普選」（行政長官普選和立法會普選）和23條捆綁在一起，要求「先普選再立法」。

正當大家以為23條不知會拖到猴年馬月之際，反對派卻在2019年的修例風波中玩脫了，觸碰了法律紅線，結果被一鍋端，最終以一種意想不到的方式徹底蕩平了23條立法的障礙，才有了今時今日的高效立法。

解結的關鍵在於反對派被一鍋端

如果說，2003年的立法慘敗給23條打上了無人敢觸碰的「死結」，那麼建制派與反對派的實力對比變化，則是解結的關鍵。自香港回歸以來，建制派和反對派的得票比例一直是四六開，無論建制派在地區工作方面做得多紮實，服務市民多周到，都比不上反對派玩弄政治的手段。雖然由於選舉機制和內部統籌協調不如建制派，導致反對派在立法會和區議會中都未能佔據主導地位，但其在議會中的佔比亦足以對建制派形成巨大威脅。

要了解反對派的實力變化，首先要了解其運作模式。反對派一直通過所謂的「議會抗爭」和「社會運動」兩條腿走路，一方面利用議會議題發動社會運動，另一方面又通過社會運動造成的壓力，幫助其在議會中佔據優勢地位，兩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2003年的23條、2014年的非法「佔中」，以及2019年的修例風波，採用的都是這種模式。這種模式為反對派帶來的收益是巨大的，不僅每一次大規模運動都對政府管治和威信造成巨大衝擊，其成果亦直接反映在每一次選舉的得票上。

隨着經驗的積累，反對派突破選舉機制的制約是遲早的事，選舉的天秤逐漸向反對派傾斜。反對派天然掌握着可以持續輸出的政治議題，這當中除了23條，還包括基本法中提及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最終可由普選產生，即所謂的「雙普選」。毫無疑問，「雙普選」是對反對派有利的，越接近無條件的全民普選，反對派受到的限制就越少。但有趣的是，回歸以來的多個圍繞普選的政改方案都不受待見。建制陣營不希望那麼快實現普選很容易理解，但反對派同樣不接受循序漸進的方案。一來是反對派習慣事事反對，一旦接受政府方案就意味着妥協，就會遭反對派的選民唾棄，民主黨就因為接受了2012年的政改方案，被激進反對派攻擊了近十年；二來是接受方案後，「雙普選」這個武器在短期內就不好使，所以權衡之下，哪怕2017年的政改方案已經提到全民普選行政長官，最終依舊被反對派拉倒。

與此同時，反對派發現選舉機制當中有空子可鑽，立法會中的功能組別並非牢不可破，通過在不同界別大量成立僵屍工會，便可大幅增加選票，所以反對派的軍師戴耀廷才敢放出豪言，要通過「攬炒十步曲」，在立法會獲得過半議席，控制立法會的主導權，進而影響特首選舉。如果沒有香港國安法一法定香江，這「攬炒十步曲」能否實現猶未可知。

由此不難看出，反對派的實力愈壯大，其在社會上搞破壞、阻撓政府施政的能力也就愈強。如果現在反對派仍有修例風波前的實力，23條立法必然不會有這般順暢。

誰繫上的「死結」？

要解開23條的「死結」，還須看到是誰把這個結繫上去的。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建制派搞不清自己的敵人是誰，或者說根本沒意識到敵人的存在。2003年23條立法失敗後，建制陣營總結經驗時，將反對派的破壞抹黑和沙士疫情、經濟蕭條等因素混在一塊，並沒有分清主次。事實上，近年的新冠疫情無論是擴散規模還是持續時間都遠超03年沙士，經濟同樣受到巨創，為什麼當初困難重重，現在暢通無阻？究其根本，就是少了反對派的興風作浪，反對派的阻撓才是核心問題所在。

更重要的是，建制陣營長期誤以為，香港的反對派就是本地的幾個反對派政黨。時任特首林鄭月娥就曾經坦白地說，她在擔任政務司司長期間，對有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一直存質疑態度，及至修例風波爆發，才確信有外部勢力企圖衝擊中央和特區政權。作為特區政府的二把手，尚且對此缺乏清晰的判斷，更不要說其他人。

事實上，無論是之前的傳媒爆料，還是最近黎智英案審訊透露的信息，都顯示作為美國代理人的黎智英，自2013年起向多個反對派政黨輸送近億港元的政治獻金，是非法「佔中」和修例風波背後的最大金主。正是由於沒有23條的制約，外部勢力才能肆無忌憚地插手香港事務。而在修例風波衝突最激烈的時候，反對派亦不再掩飾與外部勢力的勾結，黎智英、李柱銘、陳方安生等「大佬」帶隊，各個反對派政黨傾巢而出，輪番到美國、英國、加拿大等國家，要求對方制裁香港，為亂港勢力撐腰。

香港反對派早已不是因政見不同而「反對」，而是受外國操弄的亂港分子罷了。可惜過去特區政府首腦並未意識到這一點，還曾經幻想可以拉攏反對派，形成「大和解」，最後只能是被無情的事實啪啪打臉。

議席之爭 還是政權之爭？

在建制陣營看來，每一場選戰無非是議席多一些或少一些，只要保住過半數就算完成任務，但反對派卻早已開始謀劃通過選舉奪權。2013年，有港大法律系副教授這一「學者」形象包裝的戴耀廷提出「佔中」，揚言如若不實現「雙普選」，就要「核爆中環」，公然以非法手段要挾政府，奪權的意圖已呼之欲出。後來「佔中」失敗，戴耀廷意識到奪權不能一蹴而就，於是聚焦議會選舉，分別針對2016年的立法會選舉和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提出「雷動計劃」和「風雲計劃」，目的都是通過整合資源配票，達到議席的最大化，從而控制議會。在看到反對派在修例風波中得勢後，戴耀廷再也壓抑不住自己的野心，提出「攬炒十步曲」，企圖通過讓反對派掌控議會後，拖垮政府一切施政，癱瘓立法會，迫使特首下台，在街頭引起更激烈的暴力，使整個社會陷入停頓，最終令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政治和經濟制裁。

這樣的局面誰最希望看到？誰最能夠從中獲益？不是中央政府，也不是特區政府，更不會是普通的香港市民，唯一想看到這般景象的，只有外部反華勢力及其走狗。所以，從一開始這就是一場戰爭，如果不意識到這一點，自然被有心算無心，事事處在下風。

27年的經驗教訓足以讓我們看到，沒有築牢國安屏障的香港有如「無掩雞籠」，任由外部勢力勾結本地亂港分子操弄擺布，拖慢香港發展。如今23條立法不僅是亡羊補牢，更讓我們看清楚誰才是阻礙香港發展最大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