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內外經濟深度調整，2024年的中國站在新歷史起點。高層坦陳：經濟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業產能過剩、社會預期偏弱、風險隱患仍然較多，國內大循環存在堵點，外部環境的複雜性、嚴峻性、不確定性上升。

調整之年 五大困難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近期亦調降2024年中國經濟有關預測：GDP增長預期從原來4.5%降低到4.2%。概括而言，2024年大概率為「調整年」，中國經濟至少要突圍「五大困難」。

其一、外需承壓

2023年主要發達經濟體貨幣持續緊縮，全球經濟處於下行趨勢。截至11月份，全球製造業PMI指數連續15個月低於枯榮線，美國、歐元區和日本分別連續13、17和13個月低於榮枯線。

受此影響，前11個月中國出口（美元口徑）下降5.2%，較去年同期低15個百分點。此外，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區域化、碎片化，亦對中國外資形勢產生了較大影響。2024年，中國所承受的外部衝擊加大。

當前大國間的競爭格局加劇，全球產業鏈面臨政策不確定性提升，新冠疫情和烏克蘭危機等地緣政治因素則進一步增加了對全球產業鏈穩定性的擔憂。此間觀察家指，經濟碎片化不是一個短期趨勢，而是長期趨勢，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步伐明顯加快，將在今後較長的一段時期對中國的貿易和投資格局產生深刻影響。

2023年前10月，中國商務部口徑的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累計同比下降14.3%；三季度，國際收支口徑外來直接投資首現淨流出，前三季度累計淨流入同比下降90%。當下，關於中國訂單流失、外資撤離、產業外遷的各種傳聞甚囂塵上，進一步打壓市場信心。

其二、內需不振

一段時間以來，中國消費物價低位運行，2023年11月，中國CPI同比下降0.5個百分點，為年內第三次同比下降，前11個月累計增長0.3%，遠低於年初確定的3%的預期調控目標。

同期，核心CPI同比增長0.6%，前11個月累計同比增長0.7%。有效需求不足、物價走勢偏弱會進一步凸顯部分產業產能過剩和實際融資成本偏高的問題，同時導致一些企業經營困難。2024年就業壓力仍然存在，以及資本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負財富效應」，均會影響消費能力釋放。

除消費不振外，2024年通過投資來提振經濟的空間亦被壓縮。目前地方政府面臨巨大債務困境，地方直接債和隱形債高企，尤其是隱性債高達65萬億，還本付息壓力讓地方政府在投資方面動力和能力不足。

房地產市場低迷使得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持續負增，制約財政對基建投資的支持力度，而隨着新一輪地方化債加速推進，「控增化存」下城投債用於項目建設比重將持續下降，對基建的支撐力度料有所減弱。

其三、樓市低迷

中國房地產市場高歌猛進了逾二十年，隨着中國人口拐點和城鎮化放緩，地產市場將重回剛需驅動。

相關數據顯示，當前，還貸壓力大、收入不穩定、擔憂房價下跌是影響中國居民置業的主要因素。其中，還貸壓力大是首要阻力因素，佔比達到42%。還貸壓力較大影響居民加槓桿意願，進而削弱首付比例下降效果。

與此同時，目前房產增值幅度與房貸利率不匹配，亦影響居民加槓桿意願。截至2023年11月，中國各線城市房價同比均有不同程度下跌，但房貸利率仍處於高位，且高於多數居民可投資金融產品收益率。

展望2024年，中國房屋新開工面積同比或繼續走低，房地產投資繼續承壓。伴隨着房地產行業「去產能」週期開啟，除對地產銷售與投資的直接影響，多個上下游行業亦將受到波及。

房地產下行壓力將傳導至地方債務。由於過去金融體系擴張與「土地財政」深度綁定、盤根錯雜，一些中小銀行和非銀金融機構亦或在房地產下行週期中接連出險。

此間觀察家指，在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形成過程中，當務之急仍是打破負反饋鏈條，阻斷市場下滑，避免房地產市場風險蔓延。

其四、民資回落

民間投資一直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在過去二十年發展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是穩增長、調結構、促就業的重要支撐力量。

民間投資的活躍程度，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個經濟體的內生動力。如果民間投資增速持續下降，必將嚴重拖累固定資產投資，進而對經濟增長帶來嚴重影響。近年來，伴隨着房地產週期和債務週期進入下行階段，民間投資增速亦在快速下降。

2023年以來，民間投資延續回落走勢，1-10月累計增速為-0.5%。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佔全部投資比重從2015年的最高超過65%開始下滑，到2023年前10月佔比已下降至51.5%，降至2011年初以來最低水平。

其五、預期疲弱

國際清算銀行數據顯示，2023年二季度中國私人非金融部門償債備付率續創1999年四季度有數據以來的新高，達到21.4%。

2023年前11個月，居民新增存款和貸款分別為14.7萬億元和4.1萬億元，存貸差10.6萬億元，雖較去年同期少了約7109億元，但顯著高於2019-2021年同期均值1.4萬億元，表明居民預期偏弱，消費能力和意願不強。

有分析認為，在經濟尚未走出明顯趨勢、物價仍處於「準通縮」情況下，預期修復必然滯後，且存在自我增強、自我實現風險。信心不足的現象在消費者、民企、外資和資本市場等領域均有明顯體現。

當前，私營企業家投資信心不足和消費者消費意願不強，實體經濟回報率下降，經濟不平衡和競爭不充分，無疑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市場主體活力與信心。

在未來一段時間，通脹指標可能依然在低位徘徊，總需求依然不足，這反過來可能會進一步削弱信心。在當前情況下，必須謹防出現物價和信心之間出現相互增強的「負向螺旋」。

從2010年到2019年，中國GDP增速已呈現單調下降趨勢，平均每年下降0.33個百分點。如按這一下滑速度，到2025年複合增速將低於4.61%。

對於疲弱預期，無論是仍然存在的疫情後遺症、逆全球化的市場，還是結構轉型，均需塑造有利於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輿論環境。

以進促穩 先立後破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新口號：「以進促穩」「先立後破」，凸顯要在維持經濟中速增長前提下，推動高質量發展與結構型改革的決心。

經濟學家認為，2024年在總量經濟「穩」與「進」、新舊動能「立」與「破」的平衡下，中國GDP增速目標料保持在5%左右。該目標的設定，既有「進」與「立」的進取，亦於「穩」和「破」的考量；既有利於穩定市場預期，防止經濟陷入螺旋式下行，防止出現2020年以來的「第三次經濟探底」，又可推動深水區改革，為中國經濟谷底反彈提供支撐助力。

一、求平衡

2024年，中國財政收支矛盾或階段性加劇。財政政策需在促進經濟恢復、穩定微觀主體預期、改善民生福祉、激發創新動力，同時又要控制政府債務風險、保障財政可持續性等多種目標下尋求平衡。

今年，防範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將成要務。未來化債重點在於推動城投平台轉型，在穩定宏觀稅負的同時，厘清政府與市場關係，界定政府職責與規模。

追求平衡的增長，還意味着中國要從原來追求數量型增長、速度增長，轉變成平衡性增長。既要GDP增長，又要可持續性和安全性—— 追求綠水青山、幸福感的提升。

二、求同向

中央經濟會議強調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明確要把非經濟性政策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強化政策統籌，確保同向發力、形成合力。

過去一段時間裡，無論是在財政、貨幣等宏觀經濟政策之間，還是在宏觀經濟政策與國土、環保、政府債務管理等政策之間，存在諸多不協調不一致之處，「一腳鬆油門、一腳踩刹車」的目標取向令地方政府難免無所適從。

「高質量發展是新時代的硬道理」，「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中南海關於「政策取向一致性」的最新表態，意味着將協調統一政策取向，讓地方政府將更多精力放在穩增長促發展這一核心任務之上。

三、求主動

有專家認為，近年來，中國經濟政策出台很大程度上存在滯後性，是反應式的，而非領先、主動式的，這導致同等力度政策對信心提振作用打折。

加之政策節奏與市場預期亦存在一定錯配，在經濟需要支持時，市場預期會推出的政策未見落地，而當市場已經打消政策期待時，又有未預期的措施出台，致使效果趨弱。而一旦經濟下行調整形成趨勢，扭轉形勢所需的政策力量往往也會更大。

因此，所謂「以進促穩」，就是要確立更適宜的目標、出台更統一的政策，通過主動發展來解決穩定問題。

四、求轉型

所謂「先立後破」，須做好新舊模式之間的銜接和切換，避免之前出現的盲目求快或行政一刀切之做法。

中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從原有低成本資源稟賦轉變成高成本創新資源稟賦，資源稟賦本身變革將深刻推動整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亦會深刻推動企業自身經營模式和增長模式轉型。

從當前情況看，「穩」和「立」是大局和基礎，「進」和「破」是方向和動力，調整政策和推動改革轉型要把握時機，既不能脫離實際、急於求成，亦不能舉棋不定，踟躕不前。

中南海提出「以進促穩」「先立後破」，凸顯要在維持經濟中速增長前提下，推動高質量發展與結構型改革的決心。經濟學家認為，2024年在總量經濟「穩」與「進」、新舊動能「立」與「破」的平衡下，中國GDP增速目標料保持在5%左右。該目標的設定，既有「進」與「立」的進取，亦於「穩」和「破」的考量；有利於穩定市場預期，防止經濟陷入螺旋式下行，謹防出現2020年以來的「第三次經濟探底」，推動深水區改革，為中國經濟谷底反彈提供支撐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