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戰曠日持久，邊打邊談。三個多月前的瑞士會談讓兩國各讓一步，美對華「對等關稅」降至當時的世界平均水平，也就是10%，有效期為90天，到8月12日為止這天，雙方在斯德哥爾摩發表聯合聲明，稱又達成繼續維持該關稅水平90天的協定。
中美貿易戰看來還要繼續打下去，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倒逼中國加快推進改革調整和創新。面對中美博弈的長期性和嚴峻性，中國需堅定信心，一方面要強身健體，改革轉型；另一方面亦要做好應對最壞情況的準備，為中長期貿易和資本衝突準備充足政策工具與資源儲備。唯有如此，才能在中美博弈中保持戰略主動。
邊打邊談 長期博弈
2025年6月，中美元首進行了特朗普本屆任期以來的首次通話，雙方達成共識，同意團隊繼續落實日內瓦共識，隨即中美經貿團隊開啟了第二輪貿易談判。這一事件標誌着中美關稅戰進入新階段。
自日內瓦會談達成互降關稅共識後，局勢並未如預期般順利發展。美國方面出台了AI晶片出口管制、停止對華EDA軟件銷售等歧視性措施，使得中美之間經貿關係再度陷入緊張。雙方談判呈現出「打打停停、長期博弈」的複雜態勢。

一、美方籌碼

特朗普政府將關稅視為與中國談判的重要籌碼，其背後有深層次邏輯。從經濟層面看，美國試圖通過加徵關稅來扭轉貿易逆差，迫使中國在貿易結構上做出重大調整。
從戰略角度而言，美國希望藉此遏制中國在科技領域的崛起，尤其是在AI、量子計算等前沿技術方面。美國手中握有一些關鍵籌碼，比如對全球產業鏈關鍵環節的掌控，諸如晶片設計軟件、高端零部件等領域的出口管制，這對中國相關產業發展構成阻礙。
此外，美元霸權地位亦讓美國在金融市場上具有影響力，美國國債收益率波動能夠影響全球資本流向，在一定程度上對中國金融穩定和經濟發展形成壓力。

二、全球衝擊波

當前全球經濟正經歷深刻變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與產業鏈重組使國際經濟聯繫呈現複雜化特徵。特朗普 2.0 政策「反秩序」特性正加速全球資本秩序結構性調整，其中中美關稅戰已成為觀察這一進程的關鍵窗口。
在這樣全球背景下，中美關稅博弈呈現出新特徵。從維度上看，已經從單純貿易領域擴展到金融、科技、產業鏈等多個維度。
中國反制措施亦不再局限於關稅回擊，而是拓展到稀有金屬出口管制、去美元化等戰略層面。雙方博弈深度和廣度都已突破傳統經貿範疇，對全球經濟秩序和產業鏈佈局產生着深遠影響。

三、談判變數

雖然中美雙方都有意願通過談判解決關稅問題，但談判本身極其艱難複雜。一方面，雙方在核心利益上的分歧難以調和；另一方面，美國國內政治博弈激烈程度亦可能影響談判進程。
目前，中美對現存關稅和非關稅壁壘分歧較大，談判難度增加。美國對華加徵20%的芬太尼關稅、10%的「對等關稅」以及對華小額包裹加徵54%關稅仍未在日內瓦談判聯盟聲明中被提及或解決。中美在產業補貼、技術標準、數據安全、產業鏈安全等領域根本分歧並未消除。
與此同時，決定談判走向的關鍵變數眾多。美國國債市場的波動情況至關重要，其收益率變化直接影響美國財政的可持續性，進而影響美國在談判中的底氣。美國國內通脹水平以及中下階層的承受能力亦是重要因素。
關鍵要素供應鏈的穩定性同樣不容忽視，稀土、晶片等領域的博弈將持續影響雙方的談判籌碼。此外，美國社會內部結構的分化，包括政府內部、執政黨內部的分歧，以及不同社會階層認知差異，都可能成為影響談判走向的潛在變數。
鑒於特朗普政府重點打壓中國的立場沒有實質性改變，中美博弈具有長期性和嚴峻性。未來雙方可能會在打打停停、邊打邊談的過程中尋求平衡。然而，這種平衡狀態可能並不穩定，隨時可能因外部因素的變化而打破。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關稅立場頻繁變化，亦為未來談判增加更多不確定性。因此，即使雙方能夠達成一定共識，關稅戰的徹底解決仍需時日。

全球震盪 波及廣泛

中美博弈不僅涉及貿易領域，還涵蓋科技、安全等多個方面。這場博弈對中國經濟、政治乃至社會層面均產生了深遠影響。
出口受阻所引發的連鎖反應波及消費和投資領域。在消費端，部分出口企業員工因下崗失業或收入減少，導致個人消費能力下降。大量原本用於出口的產品轉向國內市場，造成短時間內市場供過於求，產品價格下跌，進而抑制了社會零售總額的增長。內貿企業亦受到外貿企業轉向衝擊，員工就業和收入面臨壓力，進一步影響消費市場信心。
在投資領域，製造業由於海外銷售減少，企業投資擴張的意願降低，投資增速下滑。房地產市場亦因部分居民收入預期下降而受到抑制，消費者購房意願降低，房地產企業的投資和開發活動亦相應減少。綜合測算，如果不加干預，極端情況下 2025 年中國 GDP 增速或下降 1.0-1.5 個百分點。
金融市場同樣未能倖免。國內三大交易所每日平均交易量下降，資本市場短期波動加劇。人民幣匯率亦面臨階段性貶值壓力，央行不得不通過多種貨幣政策工具，如調整利率、公開市場操作等，來引導匯率回歸合理區間，避免匯率大幅波動對經濟造成更大衝擊。
全球分工邏輯的轉變亦給中國帶來了巨大挑戰。全球分工正從「東方生產，西方消費」向「全球競相生產，消費整體萎縮」轉變，中國長期依賴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面臨轉型壓力。
美國對越南、墨西哥等「轉口國」加徵關稅，切斷了中國企業此前構建的規避路徑，「供應端內卷化」現象加劇，中國與其他製造業國家在萎縮的市場中競爭更為激烈。在經濟上，作為全球最大的出口國和製造業基地，中國成為全球貿易萎縮的主要受害者之一。

戰略相持 逆風突圍

有分析認為，未來中美關稅談判將展開長期拉鋸。面對如此複雜且充滿不確定性的局面，中國需多管齊下，以大刀闊斧的改革決心和轉型舉措來應對挑戰。

一、跳出關稅
在未來中美關稅談判進程中，中方應保持冷靜與穩健，不宜操之過急。針對關稅衝突帶來的負面效應，應實施點對點式精準應對策略，以有效緩解其對中國經濟衝擊。
在此基礎上，中方應把握戰略先機，將工作重心轉向前瞻性事務的籌畫與落實。着眼長遠，不僅關注當前的貿易數量增減，更要深入思考如何優化經濟結構、提升產業競爭力等根本性問題。通過前瞻性佈局，更好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各種挑戰，確保中國經濟在複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保持平穩發展。

二、雙輪驅動
外部需求系統性壓縮，出口導向的製造鏈條面臨終端收縮，重建有效、持續內需動力成為中國宏觀政策調適的核心挑戰。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加快經濟結構調整，推動內需增長，減少對外部市場的過度依賴。
中國應實施「雙輪驅動」發展戰略，更加注重內外均衡，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對內而言，中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和充足政策空間，應着力擴大有效投資規模，重點投向新基建、先進製造等領域；同時通過收入分配改革、完善社會保障等措施提升居民消費能力，培育新型消費增長點。通過構建「投資 — 消費」良性循環機制，既能增強經濟韌性，又能為高質量發展提供持久動能。這種內外協同的發展模式，將助力中國經濟在複雜國際環境中保持穩健增長。
對外而言，應以系統性舉措應對外部挑戰。在對外開放維度，需持續深化市場化改革，通過優化營商環境、降低企業綜合成本等政策組合拳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有序推進制度型開放，支持優質企業國際化佈局；重點幫扶外貿企業構建多元化市場格局，推動產業鏈向中高端躍升，以技術創新和品牌建設提升產品附加值，有效對沖關稅壁壘影響。

三、以質取勝
中國外貿出口唯有從以價取勝轉向以質取勝，優化貨物貿易結構，提高產品附加值、技術含量、品牌度、信譽度，形成客戶黏性，才能具有較強的議價能力，更多讓境外採購商承擔關稅成本。與此同時，綜合整治「越努力」越低效的「內卷式」競爭尤其是惡性價格競爭，規範外貿經營秩序亦非常重要。

四、創新為要
加強自主創新能力與產業升級是應對中美博弈的關鍵。通過加大科研投入、培養創新人才、推動產業升級等方式提升中國經濟核心競爭力。這不僅可以降低對外部市場依賴程度；還可以在國際競爭中佔據更有利位置。
在產業與創新層面，中國應將發展戰略從成本競爭向以創新為核心的價值競爭轉變。這一轉變要求企業增加研發投資，通過技術革新和產品升級，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
以製造業為例，發展新質生產力，推進製造業數字化，提升製造業核心競爭力，穩固製造業產業鏈。尤其是在智能駕駛及人工智能領域，中國已有不錯發展基礎，應繼續加大投入，保持領先優勢。通過創新，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增強國際市場對中國產品的依賴性，從而在面對市場和經濟不確定性時，以自身競爭力確定性來抵禦外部風險。
目前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將倒逼中國加快推進改革調整和創新。中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完備產業體系、豐富人力人才資源等諸多優勢條件，有需求升級、結構優化、動能轉換的增量空間。
面對中美博弈長期性和嚴峻性，中國需堅定信心並保持底線思維。一方面要強身健體，改革轉型；另一方面亦要做好應對最壞情況的準備，為中長期貿易和資本衝突準備充足政策工具與資源儲備。唯有如此，才能在中美博弈中保持戰略主動，並在全球逆風中成功突圍。